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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云城市看守所三号监室，早晨七点半。

    阳光从高窗斜来，在水泥地上切出一块晃眼的光斑。陈默靠着墙壁坐着，看着那束光里飞舞的尘埃。他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十七天。

    铁门上的小窗被拉开，早餐递进来：一碗白粥，一个馒头，一碟咸菜。送饭的年轻狱警看了他一眼，低声说：“今天开庭。”

    陈默点点头，端起粥碗。粥很稀，能照见人影。但他吃得仔细，一粒米都不浪费。这是看守所里养成的习惯——食物不是用来品尝的，是用来活命的。

    三十七天前，化工厂爆炸案震惊了整个云城。媒体报道铺天盖地，标题耸人听闻：“逃犯制造恐怖袭击”“前聂氏案关键证人沦为罪犯”。陈默在看守所的电视里看到了自己的照片，打了马赛克，但能认出轮廓。

    预审进行了十几次。检察官很严厉，问他为什么非法持枪，为什么制造爆炸，为什么拒捕。陈默一五一十地交代了，从收到母亲的照片开始，到与夜枭见面，到发现赵建国的真实身份，再到最后的化工厂对峙。

    “你知道你的行为造成多大危害吗？”检察官拍桌子，“化工厂周边三公里内的居民全部疏散，直接经济损失超过两千万！还有，你非法持有的枪支从哪来的？”

    陈默沉默。他不能说出台球厅老板，不能说那些灰色渠道。有些线，不能牵。

    “我认罪。”他总是这样回答，“所有指控我都认。”

    但他也交出了证据——赵建国的实验记录、夜枭的通讯录音、还有那些被绑架者的名单。警方根据这些线索，捣毁了“医生”在云城的三个据点，解救了包括刘婷婷在内的五名被非法拘禁者。

    这些成了他的立功表现。律师说，可能会从轻。

    九点整，铁门打开。

    “306，出来。”

    陈默站起来，整理了一下囚服——洗得发白，但很干净。他跟着狱警走过长长的走廊，穿过三道铁门，来到提审室。

    律师已经在等了。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姓周，省司法厅指派的，看起来干练而温和。

    “昨晚睡得好吗？”周律师问。

    “还好。”

    “今天开庭，流程你都记住了吧？法官提问就如实回答，情绪要稳定。”周律师从公文包里拿出几张照片，“还有，这些是给你的。”

    照片是表姨寄来的。第一张是在海南的海边，表姨穿着花裙子，戴着草帽，笑得很开心。背后是湛蓝的海和洁白的沙滩。第二张是在医院，表姨在输液，但气色看起来还不错，对着镜头比了个“耶”。第三张是一碗面——西红柿鸡蛋面，陈默最爱吃的，表姨在照片背面写着：“等你回来做给你吃。”

    陈默的手指在照片上轻轻摩挲，喉咙发紧。

    “你表姨的治疗很顺利，美国的专家看了病历，说有希望。”周律师说，“费用你不用操心，警方设立了专项救助基金，社会捐款也很踊跃。很多人知道了你的故事。”

    陈默抬头：“我的故事？”

    “媒体做了深度报道，不是那种猎奇的，是真实的。”周律师拿出一份报纸，“《罗江日报》的系列报道‘沉默的证人’，写了你从被陷害到反抗的全过程。很多人给你写信。”

    她从包里掏出一叠信，厚厚的，用橡皮筋捆着。信封各式各样，有的贴着可爱的贴纸，有的字迹稚嫩。

    “能看吗？”陈默问。

    “现在不能，开庭回来再看。”周律师收起信，“但要让你知道，你不是一个人。很多人理解你，支持你。”

    陈默点点头。心里有什么东西，悄悄化开了。

    九点半，囚车驶向法院。路上，陈默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街道。云城的春天来了，路边的树抽出新芽，花坛里开着不知名的小花。行人匆匆，车辆穿梭，一切都充满生机。

    他忽然想起教授的话：“替我看看这个世界变好的样子。”

    也许，教授指的不是轰轰烈烈的改变，而是这些细小的、平凡的、每天都在发生的生机。

    法院门口围了很多人，拉着横幅：“陈默加油”“正义需要勇气”。陈默看见几个熟悉的面孔——是罗江来的，五一村受害者的家属，武田的妻子也在其中，她举着武田和小雅的照片，泪流满面。

    陈默朝他们点点头，被法警带进法庭。

    十点，庭审开始。

    法庭比想象中拥挤。旁听席坐满了人，媒体区架满了摄像机。陈默被带到被告席，手铐暂时取下。

    法官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表情严肃但眼神温和。她敲了下法槌：“现在开庭。被告人陈默，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是否有异议？”

    陈默站起来：“没有异议，我认罪。”

    旁听席上一阵骚动。

    “但我想陈述一些事实。”陈默继续说，声音平稳，“我非法持枪，制造爆炸，危害公共安全，这些我都承认。但我想解释为什么这么做。”

    法官点头：“允许。”

    陈默转过身，面向旁听席。他看到了表姨——她居然来了，坐在第三排，瘦了很多，但眼睛很亮，对他微笑着点点头。旁边是刘婷婷，她穿着素色的衣服，眼神复杂。

    还有很多人，陌生的面孔，但眼神里有同情，有关切。

    “一年前，我以为一切结束了。”陈默开始讲述，声音不大，但法庭很静，每个人都能听清，“我以为聂长峰伏法，我就能和表姨过平静的生活。但我错了。仇恨有它的根系，罪恶有它的影子。它们找到了我，用我最在乎的人威胁我。”

    他讲了收到母亲照片的那天，讲了楼梯间的烟味，讲了江滨公园的见面，讲了废弃医院的真相。讲到母亲苏婉被迫跳楼时，旁听席上有啜泣声。讲到教授的女儿可能还活着时，法官的身体微微前倾。

    “赵建国，或者说‘医生’，他不仅害死了我的母亲，害死了教授一家，还害死了很多我不知道名字的人。”陈默的声音有些颤抖，“他把我当成实验品，把我的人生当成一场观察实验。当我发现这一切时，我只有一个念头——不能让他再害人。”

    检察官提问：“所以你选择用暴力解决？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这是错的。”陈默承认，“但我当时没有选择。赵建国控制了表姨和刘婷婷，警方内部有他的人，我不知道该相信谁。我只能用我知道的方式——暴力。”

    “你知道暴力会带来更多暴力吗？”

    “知道。”陈默低下头，“在化工厂，当我按下引爆按钮时，我其实很害怕。我怕伤及无辜，怕火势失控，怕一切都无法挽回。但更怕的是，如果我什么都不做，赵***继续他的实验，会有更多人受害。”

    法庭陷入沉默。

    这时，刘婷婷站了起来：“法官大人，我可以作证吗？”

    法官同意。刘婷婷走到证人席，宣誓，然后说：“我是刘婷婷，前罗江市公安局局长刘长乐的女儿。陈默说的都是真的。赵建国利用我父亲的死控制我，用我母亲的病威胁我。如果不是陈默冒险救我，我现在可能已经死了。”

    她转向陈默，眼眶通红：“陈默，对不起。一开始我接近你，确实是为了调查‘渡鸦’。但后来……后来我发现你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。你只是被卷进了这场漩涡，却还在努力保护身边的人。”

    陈默摇头：“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把你卷进来……”

    “不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”刘婷婷擦掉眼泪，“我爸常说，警察的子女要有担当。我虽然没有穿警服，但我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”

    接下来是表姨。她走上证人席时，腿有些抖，但声音很坚定：“法官大人，我是陈玉梅，陈默的养母。这个孩子……是我从医院门口‘捡’来的。但我从来不后悔。”

    她看着陈默，眼泪掉下来：“他小时候很乖，别的孩子调皮捣蛋，他就安安静静看书。中学时，有同学笑他是没爹没娘的野孩子，他不还嘴，回家偷偷哭。我问他为什么不打回去，他说：‘姨，打架要赔钱，咱们家没钱。’”

    旁听席上很多人红了眼眶。

    “后来他长大了，工作了，每个月工资都交给我，自己留一点点。”表姨哽咽，“出事那三个月，我整夜整夜睡不着，怕他在外面受苦，怕他饿着冻着。后来他回来了，瘦得不成样子，但还笑着跟我说：‘姨，没事了。’”

    她转向法官：“这孩子从小到大，没做过一件坏事。他杀人？不可能。他放火？更不可能。他做那些事，是被逼的，是为了保护我这个没用的老太婆。法官大人，如果要判刑，判我，我替他坐牢。”

    “姨！”陈默忍不住喊出声。

    法官敲了下法槌：“肃静。”

    表姨被扶下证人席。接着，一个接一个的证人上来：五一村的村民、罗的幸存者、甚至还有泽铭科技的前同事——那个总骂他的女主管居然也来了，她说：“刘一白虽然能力一般，但从不偷奸耍滑。说他杀人，我第一个不信。”

    庭审从上午十点持续到下午四点。检方和辩方激烈辩论，证人证词交织成一幅复杂的图景——有罪恶，有反抗，有无奈，也有温暖。

    休庭合议时，陈默被带回候审室。周律师进来，表情轻松了些：“情况比预想的好。法官明显被感动了，社会舆论也倾向你。估计会判缓刑。”

    “那赵建国呢？”陈默问。

    “另案处理。他的案子牵扯太大，涉及跨国犯罪和非法人体实验，可能会移交给特别法庭。”周律师说，“不过你放心，他这辈子出不来了。”

    陈默点点头。他不在乎赵建国的结局，只在乎一件事：“教授的女儿……有消息吗？”

    周律师沉默了几秒，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：“我们在赵建国的一个秘密实验室里找到的。你看看。”

    照片上是个年轻女孩，二十多岁，穿着病号服，坐在窗前看书。侧脸很清秀，眉眼间能看出教授的轮廓。

    “她还活着？”陈默的声音发颤。

    “活着，但情况不太好。”周律师说，“赵建国对她进行了长期药物控制，记忆严重受损，不记得自己是谁，不记得父母。现在在专业医院接受治疗，恢复需要时间。”

    陈默看着照片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教授到死都不知道女儿还活着。但如果他知道了，会是欣慰，还是更痛苦？

    “能去看她吗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“等你出来吧。”周律师拍拍他的肩膀，“她现在需要静养。”

    下午五点，重新开庭。

    法官宣判：

    “被告人陈默，犯非法持有枪支罪、爆炸罪、危害公共安全罪，数罪并罚。但鉴于其有重大立功表现，主动交出关键证据，协助警方破获多起重案，且犯罪动机系被胁迫，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……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。”

    旁听席爆发出掌声。表姨哭着抱住了刘婷婷。

    陈默站在那里，有些恍惚。三年，缓刑四年，意味着他不用坐牢，但要接受社区矫正，定期报到。

    “此外，”法官继续说，“考虑到被告人特殊情况，本庭建议司法行政部门在缓刑期间，为其提供心理咨询和职业技能培训，帮助其重新融入社会。”

    法槌落下。

    “闭庭。”

    陈默被带出法庭时，表姨冲过来抱住他，哭得说不出话。刘婷婷站在旁边，又哭又笑。

    外面，夕阳正好。金色的光洒在法院门前的台阶上，暖洋洋的。

    记者围上来，但被法警拦住。陈默低着头，在表姨和刘婷婷的搀扶下，走向等候的车。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一个人影从人群中挤出来——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，衣着朴素，手里捧着一罐东西。

    “孩子，这个给你。”老太太把罐子塞到陈默手里，“自家腌的咸菜，下饭。你在里面……要好好的。”

    陈默愣住了。罐子还是温的，带着老人的体温。

    “我儿子……以前也走过弯路。”老太太抹抹眼睛，“现在改好了，开了个小店，日子过得去。孩子，你还年轻，路还长。”

    陈默捧着咸菜罐，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。他深深鞠躬：“谢谢奶奶。”

    老太太摆摆手，消失在人群中。

    坐上车，陈默还抱着那个罐子。粗糙的陶罐，沉甸甸的，像承载了某种朴素而厚重的善意。

    “先去哪？”司机问。

    陈默看向表姨：“姨，我想去看看海。”

    海南的三亚，傍晚的海边。

    陈默和表姨坐在沙滩上，看着夕阳一点点沉入海平面。海浪轻轻拍打着沙滩，哗啦，哗啦，像温柔的呼吸。

    表姨的头发被海风吹乱，她拢了拢，忽然说：“一白，有件事……我该告诉你了。”

    陈默转头看她。

    “其实……我见过你母亲。”表姨的声音很轻，“不是1998年那次，是更早。1997年，她来医院产检，是我接诊的。”

    陈默屏住呼吸。

    “那时候她就很瘦，精神状态不好。我问她丈夫怎么没来，她摇头，说没有丈夫。”表姨望着大海，眼神悠远，“后来她每次来都一个人，话很少，但每次都会摸着自己的肚子，小声说：‘宝宝要坚强。’”

    “她……是个怎样的人？”

    “温柔，但很倔强。”表姨想了想，“有一次她晕倒在医院，我扶她起来，看见她手臂上都是针孔。我问她是不是吸毒，她说不是，是治病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赵建国给她注射的那些实验药物。”

    陈默握紧拳头。

    “她死的前一天，来找过我。”表姨的眼泪掉下来，“她说：‘陈医生，如果明天我死了，孩子求你照顾。别让那个人带走他。’我问那个人是谁，她不肯说，只是重复：‘别让他带走孩子。’”

    “所以你收养了我？”

    “不完全是。”表姨摇头，“那天我在医院门口‘捡’到你时，其实知道你不是苏婉的孩子。但我想……既然有人把你放在那里，肯定是想让你活。我就当是苏婉在天之灵保佑吧。”

    她握住陈默的手：“一白，这些年，我总做噩梦，梦见苏婉来找我，问我为什么不告诉你真相。但我怕啊，怕你知道了会恨我，怕你会去找那些人报仇，怕你会像现在这样……受伤。”

    “姨，我不恨你。”陈默认真地说，“你给了我一个家，给了我二十多年的安稳。这就够了。”

    表姨抱住他，像小时候那样，拍着他的背：“我的孩子……受苦了……”

    夕阳完全沉下去了，天边留下一片绚烂的晚霞。海风带来咸湿的气息，也带来远处游客的笑声。

    “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”表姨问。

    “先把缓刑期过完，按时报到，参加社区劳动。”陈默说，“然后……想学点东西。周律师说可以申请职业培训，我想学心理咨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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